农业现代化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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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11-09 09:46:15 发布时间：24小时内
农业现代化调研报告
调查时间：20_年5月---20_年7月
调查地点：天津西青区、河北曲周县、河南许昌县、山东临邑县、安徽芦山县、山西闻喜县、陕西富平县、四川青川县、江苏邳州市、湖北京山县等十个农业大省的十个农业大县(市)的近50个乡镇。
调查对象：基层农业干部、农民
调查方法：走访、座谈、问卷
调查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中国乡村调查》组
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出路，更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目前仍是四个现代化突出的“短板”。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农业现代化建设之路上都面临哪些新机遇、新挑战、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离现代化的目标还有多远?就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将采访报道与调查相结合，先后派出五路记者，前后历时两个月，行程上万公里，深入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安徽、湖北、江苏、四川等十个农业大省的50多个乡镇，走访了一个个国家绿色粮食增产示范基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知名的农业企业和农业科研院所，调查采访了大量的基层农民、农业干部、农业企业、农技服务人员。
调查针对基层农民和农业干部分别设计《中国农业现代化基层调查问卷》(基层干部篇)和(农民篇)，每到一地组织农业生产一线人员填写问卷，并就调查内容深入座谈。结合中国乡村之声通过线上线下等其他方式，本次调查共收回《中国农业现代化基层调查问卷》近千份。调查表明农业基本生产受到基金、规划和水利条件等限制;农业生产结构仍需调整;农业科技仍需着重发展;新兴职业农民虽然渐渐出现，但其发展却任重道远;绿色增产亟需建立鼓励补偿机制。
一
农业基本生产受到资金、规划、水利条件等限制
1、提高粮食生产需要加强科技力量、水利设施
受访干部和农民分别各有47%的人认为需要加强科技指导，其次是23%的人认为要加强水利建设。仅有14%的认为把土地转租给合作社或者种粮大户能够提高产量。
2、“高标准农田”建设受到资金等条件限制
“高标准农田”建设遇到资金不足和规划不科学的问题，水利设施是其遇到的主要问题。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正在各地快速推进，其中涉及的农民土地权属问题、资金投入问题和建成后的维护是目前农民比较关注的。
问卷显示，有高达97.37%的农业干部认为“资金不足”是目前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最大的困难，高标准农田建设基本上还是要依靠政府财政投入。有近六成的农业干部和农民都认为，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管理维护跟不上，亟待专家指导和技术资金支持;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基层农业干部，在为耕地自然条件差，达不到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和数量而焦虑，这也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提出要在20_年建设8亿亩高标准农田，在全国18亿亩耕地中，这一比例占比44%左右。
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土地权属问题是基层农民和农业干部最关心的。在回答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亟待改善的问题时，有超过一半的农民选择了土地调整中土地权属问题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有四分之一的受访农业干部也认为，建设涉及土地权属问题，农民不支持是目前的一大困难。此外，有四成农民也表示，建设过程中，存在用工补偿、占地补偿不合理的现象。
3、水利设施仍然是制约农业生产的一大问题
对于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利设施，农民满意度并不高。超过六成的农民认为基本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可遇到大旱大涝心里没底;有三分之一受访者认为，目前的水利设施不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排水灌溉仍是最大的心病;仍旧有19.10%的农民认为水利设施规划不合理，不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仅有8.7%的受访者对目前的水利设施点赞，不再担心恶劣天气的影响。
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的短板，主要矛盾体现在“建”和“管”两个方面。
水利设施的管护也是农民们问题比较集中的地方。问卷显示，有23.3%的农民迫切需要改善水利设施;有41.57%农民认为水利设施存在浪费现象，没有充分被利用。
二
农业结构仍需调整
1、农业种植结构趋向多元发展，但是缺乏产业纵深
62%的受访干部认为当地农产品结构是多元发展、特色种植、绿色农业以及设施农业多种并存，但是74%的地方仍然不能进行初级产品加工或者只能进行简单的粗加工。
2、农产品流通体系急需完善
只有41%的农业干部认为当地已经具备完善的产业链产销体系，但是有34%的干部认为当地流通营销体系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小打小闹时代，且25%的干部认为缺少信息等现代化营销方式是其软肋。
3、资金是深加工龙头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农民对龙头企业的发展有些矛盾
对于当地龙头企业发展的情况，46%的农业干部认为财力有限不能投入扶持资金，41%的干部认为缺少金融土地政策支持。
而对于各地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农民们最希望涉及到土地流转问题时，能充分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利益，有超过一半农民迫切渴望在与龙头企业的合作中，学习到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新知识、新观念。
4、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顶层设计”
目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迫切需要“顶层设计”。有近四成的农业干部表示目前他们最需要因地制宜、科学的规划指导。此外缺少政策支持，农民知识水平有限也成为基层农业干部尝试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主要阻力。
三
农业科技推广还需着重发展
1、农业科技推广难度大
受访的农业干部对于农技推广困难的理解看法不一，30%的干部认为缺少投入资金，30%的干部认为农民文化不高很难普及，35%的干部认为推广人员水平参次不齐缺人才。
2、农民对农技知识需求大，但接受起来有困难
调查发现84%的农民愿意尝试农业新技术，15%的农民先观望再决定，只有1%不愿意采用新技术。
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分别有29%、28%、33%、10%的农民认为受文化限制对新技术接受有困难、农技人员太少服务跟不上、生产中的问题不能技术得到解决和培训不实用。
3、传统方式仍然是解决农业技术问题的主要渠道
在农业生产遇到困难时，77%的农民在第一时间选择以传统方式解决。其中，51%的农民会第一世家请农技人员指导，另外26%的农民会向当地有经验的农民请教。另外有22%的农民会在第一时间通过互联网等查找。
在农民最喜欢的农技推广方式中，农民对“傻瓜式”、“解决问题式”、“一条龙式”和“参与式”的喜欢程度各占22%、22%、35%、21%。
四
新型职业农民渐渐出现，但是其发展仍任重道远
1、新型职业农业开始出现，主要由传统种养能手、回乡创业人员等为主
受访农民中65%的农民认为自己已经是新型农民而不是传统农民。受访干部认为传统种养能手、高校毕业的年轻人已经回乡创业的外出务工能人分别占新型农民的27%、37%、26%。
2、农民培训工作压力大
受访干部中有38%认为农民培训缺少资金，45%的干部认为培训单位资质良莠不齐，培训内容针对性也不强。在培训方法上，50%的干部认为还是要依靠农民职业培训学校专门培养农民。其次，还要结合农业信息服务网以及现有的新型农民“一对一”带动。
五
绿色增产亟需建立鼓励补偿机制
调查中，农民认为提高质量和产量对农业增收作用最大，但是几乎所有受访农民近些年生产中都遇到了农药化肥过量使用、灌溉用水不足、产量提高难的瓶颈。有超过一半的农民意识到，农产品质量比产量更能带来高收入。对基层农业干部来说，推广清洁生产技术，说服农民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是目前最大的困难。要改变农民的生产观念，一要尽快建立补偿鼓励机制，用政策和效益引导农民改变，二要加大示范力度，让农民看到示范的力量。
农业现代化调研报告
现代农业产业处近日走访了区内部分企业，既有美畅、步长这种蒸蒸日上的企业，也有化建设备制造、今正制药这些发展遇到瓶颈的企业。对比来看，我们不难看出效益好，发展势头迅猛的企业往往都具备以下特点：公司生产的运营流程完善，拥有核心技术与拳头产品，设施配套完备，上下游企业完善，具有稳定的客户群体和销售渠道，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这些优势使得企业的专业化及规模化在行业内处于较高水平，因而效益突出，蒸蒸日上。而效益较差的企业往往与之相反。虽然走访企业数量有限，但这个缩影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杨陵区一部分企业所遇到的发展瓶颈。
杨陵区早期的经济政策往往聚焦于“有没有”，这就导致一些产业园区里包罗万象，鱼龙混杂，行业不同的企业在一个园区里，无法实现产业集聚效应。一些科技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据着大片的土地，但又无法成为杨陵区的优质税源，他们的产品往往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不高，在市场上不具备竞争优势。时至今日，本就面积狭小的杨陵区可用于增加财政收入的土地资源已然触及天花板，项目投资或扩大生产规模首先就会因为“没有土地”而停滞不前。
除此之外，僵尸企业也是制约我区发展的一大瓶颈。我们区有十余家僵尸企业及资产闲置的工业企业，占地1200亩左右。有的是收到企业内部体系改革的冲击，累积了大量的闲置资产，有的是自身规模与核心竞争力较弱，创新能力和经营理念落后于行业需求，经营不当导致发展停滞。
目前杨陵区的发展是既不平衡也不充分的，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已然不可持续，想扭转颓势，就必须将发展产业作为我们的工作重心。现阶段摆在杨陵区面前的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上合基地建设、国务院的第三次批复，农业自贸区以及刚刚批复的综合保税区都为我区扭转发展颓势、重塑农业产业链条提供了平台与优势。我们组从宏微观两个层面为我区抓产业发展事业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从杨陵区的宏观层面来看：
一、立足于杨陵区的重大的国家使命及特殊的区情，我们要着力于打造一批产业研究中心和产业导入平台，而陈书记提出的建设产业培育中心、农业项目投资研究中心、强强联合中心便是实现目标的三个重要载体。要利用好这三个抓手，打造培育出涵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乡村振兴、农业新流通渠道、三产融合、农业贸易、涉农基金、医药大健康、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全心的产业体系。
二、企业入区需要的就是场地，而我区可用于发展产的土地有限，因此要依托城中村改造、北办公区建设等项目，配套建设成高品质的写字楼，打造出一批产城融合的综合体，招引轻资产高税收的总部经济企业入驻。同时要加快标准化厂房建设。发达地区“双创”和产业转移热潮涌动，吸引企业将我区作为承接地需要的就是先下手为强，因而需要高质快速地完成标准化厂房的建设工作。（区上有一些具备建设标准化厂房资质的企业，城投公司可以与其合作，共同完成工程建设。）
三、盘活区内僵尸企业。完善企业“能进能出”制度，对于市场效益落后的企业运用市场和政策手段，让存量资产资源释放出新动能。要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畅通盘后企业的绿色通道，简化项目投资、兼并重组的审批流程，建立服务跟踪机制；利用网络的手段，建立杨陵区闲置资源信息库，对闲置剩余资产进行全名清查建档和动态统计；运用金融杠杆，完善政策导向，主动推动企业与银行合作，解决资金流动、周转困难的问题，税务部门在贯彻落实国家税收优惠和减税政策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企业相应的减免政策；以“再招商”助推企业转型，我区招商局，尤其是几个驻外办都应该仔细了解全区企业资产闲置的实际状况，有针对性地对外选宣传招商。
从招商者的微观层面来看：
一、要明确招商方向。我们应该坚持将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招引一批投资规模大、税收贡献高、带动效应强的龙头企业，向三年新增1万家市场主体入区、税收收入突破10亿元的目标努力。招引对象主要瞄准为农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产品的现代农业企业、附加值高，税收好的税源产业、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及销售环节的总部企业、农村金融实力强的产业基金和金融机构、可以实现打造农业科技旅游的文旅企业及生物医药、涉农装备制造、电子电商、云端大数据这类企业，培育形成我区的骨干税源。
二、加强素质能力。招商引资是一件“无中生有”的工作，对招商队伍的能力和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我们驻京办作为招商经验欠缺但满怀工作热情的新队伍，除了外出考察、集中培训等集体组织的学习活动，还要有意识地思考工作，主动从政策导向、谈判技巧、接待礼仪等方面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在与企业交谈时，既要以过硬的行业知识、产业情况、支持政策为支撑，不卑不亢地审视企业诉求，也要坦诚相待，以真诚寻求合作的姿态打动企业。我们是杨陵区面向北京众多优质招商资源的窗口，面对企业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杨陵区的形象，因此更要加强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和自我行为的约束，将杨陵区对投资者迫切的期盼和欢迎的热情充分表达给企业。
三、作为驻北京招商分队，我们重点接触涉农央企和全国500强企业，争取将其引进到我区设立区域总部或研发结算中心；还要在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西农校友、各类商会协会、研究院等的交流中挖掘合作的可能。要尝试新的招商手段，将京津冀地区举办的各项重要展会作为推介平台拓展招商渠道。
产业的重塑与发展绝非一日之功，目的是无中生有、过程是难上加难，但招商人仍会迎难而上、砥砺向前。在当下这个充满着机遇的风口，我们作为有机会推动杨陵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要能感受到肩膀上沉甸甸的使命，齐心协力就能创造历史，攻克杨陵区经济发展的顽疾，开创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农业现代化调研报告
实现中国梦，基础在“三农”。******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时期，也是夯实现代农业基础、调整优化农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着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攻坚期。20_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_—20_年）》（以下简称《规划》），围绕农业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出创新强农、协调惠农、绿色兴农、开放助农、共享富农五大发展任务，明确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五年来，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上全面小康“三农”短板重点任务，凝神聚力推进《规划》落实、落地，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壮大新型经营主体队伍，推动农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了由改造传统农业到建设现代农业的转变，由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向多元化适度规模经营的转变，由粗放发展向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转变。据评估，我国农业现代化整体处于转型跨越初期阶段，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郊区、国有垦区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等已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标志着农业现代化建设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夯实，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始终把解决好十四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贯彻“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坚持不懈抓好粮食生产，突出做好生猪稳产保供工作，统筹重要副食品生产供应，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基础支撑。
粮食产能站稳新台阶。着力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确保永久基本农田保持在15.46亿亩以上。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已建成8亿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全面完成10.88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任务，建成了一批粮食生产核心基地。切实落实国省两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制度，守好应对新冠疫情、旱涝灾害等突发风险的底线。深入推进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行动，集成推广良种、良田、良技、良法配套。不断完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在东北四省实施玉米、大豆“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机制，持续加大粮食产量大县奖励规模，调动农民务农种粮和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强化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建立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共同承担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责任机制。20_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6949万吨，连续6年稳定在65000万吨以上；粮食单产达到382.3千克/亩，比20_年提升12.1千克；人均占有量稳定在470千克以上，远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千克安全线。
生猪产业加快转型。坚持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和稳定生猪生产、保供两手抓，持续加强非洲猪瘟防控，统筹做好疫情监测排查、确诊报告、应急处置以及产地检疫、调运监管、屠宰管理和无害化处理等各项工作，加快推进分区防控，加快建立现代化的养殖体系、防疫体系、治污体系、流通体系。国办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实施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强化生猪生产用地、环评、贷款贴息等扶持政策落实落地，扩大生猪养殖场贷款贴息范围，支持大型企业发展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20_年，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生猪养殖规模化率达到53％，年屠宰生猪2万头以上的规模屠宰企业达到2028家，占屠宰企业屠宰总量的89.7％。
其他“菜篮子”产品实现稳定供应。积极发展设施蔬菜，推动设施装备升级、技术集成创新和优良品种推广，优化区域布局，保障蔬菜均衡供应。实施园艺产品提质增效工程，建设一批果菜茶良种繁育基地，推进果菜茶优势产区老果茶园改造，集成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式。20_年，蔬菜、水果、禽蛋、水产品产量分别为72102.6万吨、27400.8万吨、3309.0万吨、6480.4万吨，比20_年分别增长8.5％、11.7％、8.6％、4.3％，果菜茶肉蛋鱼等产量稳居世界第一，较好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提升的多样化消费需求。
打赢新冠疫情保供战。及时建立应急保障工作机制，统筹抓好生产发展、产销衔接、流通运输、市场调控、质量安全等各项工作，充分发挥流通企业、电商平台作用，推进批发市场、物流配送和销售终端互联互通，确保“菜篮子”产品供得上、不脱销、不断档，保障市场价格基本稳定，增强了应对新冠疫情风险挑战的底气。第一时间建立湖北省农产品生产和市场运行情况调度机制，疫情期间组织调运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直供湖北，为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抗疫阻击战取得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新冠疫情期间的农业稳产保供工作，为做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应急保供探索了一条有效路径。
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农业质量和综合效益明显提升
顺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要求，处理好稳定粮食生产、优化农业结构与促进农民增收的关系，持续调整优化农产品结构和区域生产力布局，着力推动农业由数量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农业结构不断优化。按照稳粮优经扩饲思路，稳定东北优势区玉米生产，累计调减“镰刀弯”等非优势产区玉米种植面积5000万亩，增加大豆种植面积5000多万亩。引导生猪养殖向玉米主产区和环境容量大的区域进一步集中，在东北等主产区选择部分典型县，开展生猪种养结合循环发展试点，示范引导有序承接生猪产能转移，降低南方水网密集区养殖密度。启动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充分发挥区域资源多样化优势，出台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纲要，分四批认定了308个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667个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加快将资源优势转变为产品优势、经济优势。
草食畜牧业迅速发展。深入开展粮改饲补贴，大力发展全株玉米青贮和优质饲草料生产。巩固提升北方草食畜牧业发展质量，在北方农牧交错带等地区推行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开展牧区畜牧良种推广，实施肉牛、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项目建设，优质牛羊肉产量稳定增长，20_年全国牛肉、羊肉产量分别为672万吨和492万吨，比20_年增长8.9％和11.8％，牛羊肉产量占猪牛羊禽肉总产量比重达到15.2％。大力实施奶业振兴计划，支持奶牛养殖大县开展整县种养结合试点，建设了一批优质奶源供应基地，奶牛规模养殖的比重达到64％。召开第四届中国奶业20强（D20）峰会，引导从规模扩大转向优质安全。开展生鲜乳质量安全全覆盖监测，规模养殖场生鲜乳质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国产乳品品牌逐步赢得消费者信任。
渔业加快转型升级。大力优化养殖生产、空间布局，转变养殖方式，积极发展水产健康养殖，开展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建设活动，截至20_年年底，共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5468个、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49个，实现水产健康养殖示范面积比重增加至65％的目标。合理调整捕捞业，优化捕捞空间布局，降低捕捞强度，20_年，全国水产品养殖产量5079.1万吨，较20_年增长11％；捕捞产量1401.3万吨，较20_年下降14.3％，养捕比例从20_年的74∶26提升到20_年的78∶22。渔业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全面转型升级。农业对外合作不断深化。坚持双向开放、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着力提升农业对外合作的层次和水平，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优化农业对外合作布局，农业领域“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进，同80余个共建国家签署农渔业合作协议，农业投资合作项目近700个。建立农业走出去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认定20个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和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引导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打造平台，带动国内企业抱团出海、集群式发展。积极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加强贸易政策协调，推进磋商谈判，及时研究谋划大豆、水产品等应对措施，积极拓宽进口渠道。20_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达到2468.3亿美元，同比增长8％，多元开放的农业对外合作格局加快形成。
三、农业创新体系加快构建，科技装备水平整体跃升
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科技自主创新道路，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全力攻克农业核心关键技术，推进科技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强化实用性技术集成应用，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取得长足进步，加快农业发展由依赖资源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发展。
农业科技支撑能力显著增强。持续建设50个主要农产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形成80多个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南京、太谷、成都、广州、武汉5个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农业硅谷”初具雏形。攻克了小麦赤霉病防控、牛奶品质与质量安全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难题，率先在国际上揭示了植物免疫、非洲猪瘟病毒结构及装配等机制，N7N9禽流感疫苗、国内首个猪病毒性腹泻三联活疫苗研发成功并应用。基本形成以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导，农业科教单位、农民合作社、涉农企业等为补充的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示范推广绥粳18水稻、百农207小麦等一大批重大品种，玉米籽粒低破碎机械化收获、生物可降解地膜替代技术等一批关键技术以及多熟种植、“果—菜—茶”等生态种养等一批先进模式。20_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
现代种业“芯片”不断创新突破。水稻基因组学研究及应用国际领先，超级稻亩产突破1000千克。主要农作物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成效显著，新品种保护申请量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畜种主要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自主培育的京红、京粉系列蛋鸡品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种质资源收集与保护体系初步形成，长期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达到51万份，国家级家畜基因库收集保存国内外各类畜禽遗传材料90万份。正在建设的国家种质资源库长期保存能力将达150万份，居世界第一。建成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育制种基地，培育52个制种大县和100个区域性基地，保证了全国70％以上的农作物用种需求，畜禽保种场、核心育种场能够满足全国3/4的畜禽养殖用种需求。以隆平高科、中化集团为代表的种业企业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国家级“种业航母”初具规模。
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发展。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实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建成614个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推动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改造。20_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70％，畜牧养殖和水产养殖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34.2％和29.9％；20_年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1％。农业机械化正在从主要作物耕种收环节向植保、秸秆处理、烘干等全程延伸，正由种植业加速向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农产品初加工业拓展。智能农用航空实验全域大规模应用。信息化助农弯道超车。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下简称中办）、国务院办公厅（以下简称国办）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_—2025年）》，启动实施数字农业建设试点，适合农业观测的高分辨率遥感卫星“高分六号”成功发射并正式投入使用。遥感等信息技术在动植物疫病远程诊断、轮作休耕监管、农机精准作业、无人机飞防等领域加快推广应用，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据化、服务便捷化取得明显进展。截至20_年年底，12316信息进村入户服务已覆盖所有省份，公共信息服务正在惠及更多农民。
四、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农业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水平不断提升
坚持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和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内涵，加快发展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稳步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作用持续发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以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为重点，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深入开展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围绕土地、资金、劳动、技术、产品，引导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主体融合发展。截至20_年6月，全国县级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约9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221.8万家，家庭农场名录系统填报数量超过100万家，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正在成为引领适度规模经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有生力量。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渐成规模。聚焦薄弱环节和服务普通农户，积极发展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创新服务方式和服务机制，着力培育构建立体多元、功能互补、复合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20_年，全国从事农业生产托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超过44万个，托管面积超过15亿亩次，覆盖小农户6000万户，实现了高效、便捷、全程的服务规模化；农村承包地流转总面积达到5.55亿亩，占全国农村承包耕地面积的35.9％，实现了集中连片种植和集约化经营，有力推动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高素质农民加快培育。启动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和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着力健全完善“一主多元”的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初步建立教育培训、发展扶持、引导激励相衔接的培育机制，培育的针对性、规范性、有效性大幅提升，基本实现高素质农民培育由单一的技术培训拓展向技能培育和经营管理并重转变。截至20_年年底，全国高素质农民规模超过1700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比达到35％，大批高素质农民活跃在农业生产经营一线，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骨干力量。
农村实用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深入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素质提升计划，重点面向贫困地区，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示范培训，累计培训8万余人，为农村培养了一大批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带头人，辐射带动各地加大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力度。截至20_年年底，全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约2300万人，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
五、乡村富民产业加快发展，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立足农业农村资源，充分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聚焦重点产业，聚集资源要素，延长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加快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向优势区布局。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意见》，促进农产品加工业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分散布局向集群发展转变。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提升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平，引导大型农业企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基本形成农产品加工业向主产区、特色优势产区、重点销区及关键物流节点梯度转移的格局。截至20_年年底，已建成超过17万座农产品初加工设施，马铃薯、水果、蔬菜产后损失率从15％降低至6％以下，加工转化率从20_年的65％提高到20_年的68％。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约23.5万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4∶1。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迅速。农业多种功能不断拓展，共享农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大量涌现，科技、文化、教育、旅游、康养等产业与农业跨界融合。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创建了388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认定了1216个“一村一景”的美丽休闲乡村。开展中国美丽乡村推介活动，累计推介970个功能完备、特色突出的美丽休闲乡村和1000条精品旅游线路。20_年，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超过8500亿元，年均增速9.8％，直接带动12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成为拓展农业功能、提升乡村价值的重要实现形式。
农村创新创业成为热潮。国办印发《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支持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科研人员和乡村能人等返乡下乡创业。20_年，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人员达到1010万人，在乡创新创业人员3000多万人。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连续举办5届全国新农民新业态创业创新大会，农事体验、电商直播等蓬勃兴起，直播农业成为农村经济新亮点，为农业供应链转型和价值链提升提供了新动能。截至20_年年底，注册在县及县域以下的农村电商数量超过800万家，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1.7万亿元，农产品电商零售总额达到3975亿元。
农村产业融合渐成趋势。加快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大型经济圈、现代农业产业园中型经济圈、农业产业强镇小型经济圈和“一村一品”微型经济圈，推动构建乡村产业“圈”状发展格局，形成国家、省、市（州）、县四级联动乡村产业体系，实现“点线面”结合，功能有机衔接，区域性辐射带动。累计创建特色优势产业集群50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51个、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228个、农业产业强镇811个，让更多的就业机会留在乡村、更多的增值收益留给农民。
六、农业绿色发展扎实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创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加快推进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着力构建山清水秀、天蓝地绿的农业生产环境和干净整洁、村美人和的农村生活环境。
农业资源利用强度明显下降。强化耕地、水资源、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合理降低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深入推进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启动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稳步推进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强化南方重金属污染区耕地土壤污染管控与修复，20_年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达到4.76，较20_年提升0.35个等级。加快推进国家农业节水行动，推广旱作农业、高效节水灌溉等技术，水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不断提高，全国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3.39亿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59。严格控制地下水资源利用，华北、东北部分地区地下水水位止跌回升。
产地环境更加清洁。实施化肥减施增效、绿色防控和果菜茶有机肥替代等重大行动，积极推广配方施肥、种肥同播、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全国农药和化肥使用量连续四年负增长，20_年，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药、化肥利用率分别达到40.6％、40.2％，分别比20_年提高4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支持585个畜牧大县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从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三个环节提高利用水平，20_年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提前一年实现规划目标，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6％。深入推进以东北地区为重点的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6.7％。以西北地区为重点，建设了100个农膜回收示范县，大力推进标准地膜应用、机械化捡拾、专业化回收、资源化利用，农膜回收率达到80％，重点地区“白色污染”得到有效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明显增强，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加快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20_年达到97.8％。大力推进绿色优质农产品认证管理，全国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超过4.35万个，绿色优质农产品比重持续提升。
生态系统建设稳步推进。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推动农业生态系统养护与修复，实现农业生态系统更加稳定、农业生态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扎实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加快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等工程，全面落实退牧还草、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20_年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6.1％，森林覆盖率超过23％，草原荒漠化、沙化、石漠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加强湿地管理，开展退化湿地恢复和修复，全国湿地面积保持在8亿亩。推动水生生态养护与修复，坚决打赢长江禁捕退捕攻坚战，内陆七大重点流域禁渔期制度实现全覆盖，长江流域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率先实现全面禁捕，共抓长江大保护、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工作格局基本形成。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基本建立，提前完成“十三五”海洋捕捞渔船数量压减任务，渔业资源得到休养生息，水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力度显著提升，近海养殖水域滩涂环境明显好转。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持续发力，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重点任务，组织实施村庄清洁行动，集中整治农村环境脏乱差。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建立健全农村厕所建设与管护机制，集成推广一批适宜不同区域的农村改厕模式，着力抓好农村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统筹推进农村污水治理与粪污处理，实行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加强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累计建成农村污水治理设施50余万套。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积极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累计建成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设施450多万个（辆）。截至20_年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8％，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90％以上的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不断提升，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基本实现村庄干净整洁。
七、农村改革全面深化，要素活力、发展动力进一步激发
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从农业农村发展深层次矛盾出发，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有效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推进。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实施意见》，确立农村承包地坚持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制度安排，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大创新。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明确长久不变的内涵和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延包基本原则，并按照中央要求，组织16个省20个县的61个村（组）开展延包先行试点。积极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全国2838个县市区、3.4万个乡镇、55万多个行政村基本完成了此项工作，15亿亩承包地确权到承包农户，为近2亿农户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颁证率超过96％，保证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真正让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丸”。启动实施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实现形式。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开。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引导农民发展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相关权益。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基本完成，清查核实集体土地资源65.5亿亩、账面资产6.5万亿元，实现了“底清账明”。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有序推进，确认集体成员6亿多人，43.8万个村完成改革，其中41.3万个村领到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20_年全国村集体收益超过5万元以上的村占到48.2％，集体成员累计分红超过3800亿元。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不断完善。坚持问题导向，推动从单一依靠财政逐步转向立体的政策性供给，逐步建立起覆盖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储存与消费，农产品贸易全过程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先后实施大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取消玉米临储政策，建立“市场化收购+生产者补贴”制度。基本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促进农业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全面推开种粮直补、农作物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三补合一”改革，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保险实现扩面增品提质，开展农业大灾保险试点、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中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试点，“十三五”期间，累计为农业产业提供风险保障12.2万亿元，服务农户8.02亿户次。多层次农业风险保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基本健全，20_年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在保项目69万个，在保金额2060亿元，政策放能放大了3.21倍。
农村领域其他改革稳步推进。全国34个垦区公检法和基础教育改革任务全面完成，基本医疗公共卫生、社区改革分别完成93.4％和97.4％，土地实际确权发证面积4.13亿亩，发证率96.2％。16个省级农垦集团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完善，18个国有农场归属市县管理的垦区组建300余家区域集团和专业化产业公司。光明食品、首农食品、北大荒集团营业收入已超千亿，与天津、广东等农垦集团一起已成为城市主副食品供给骨干力量。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等协同推进。制修订25部农业农村领域法律法规和25部部门规章，95％的市、90％的县完成农业综合执法改革。
八、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农民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始终把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摆在突出位置，着力构建机会平等、服务均等、成果普惠的农业农村发展新体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努力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掉队。
城乡融合发展稳步推进。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门槛不断降低、通道逐步拓宽，超过1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城镇化率突破60％。坚持城乡基础设施一体规划，农村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水平全面提升，99.61％的行政村通硬化路，农民安全饮水基本保障，行政村通光纤、通4G比例均超过98％。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加快建立，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初步建立，乡村两级医疗机构和人员“空白点”基本消除，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制度逐步建立。
区域农业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有序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大力推动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贯彻落实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要求，推动地区间比较优势发挥和分工协作格局加快形成。东部地区发挥排头兵的示范带动作用，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东北和中部地区发挥水土资源匹配较好的优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大粮仓”地位进一步巩固；西部地区加大生态建设力度，加快农牧业转型升级，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积极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推进各区域内产业协同、市场协同、科技协同、生态协同、城乡协同，逐步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利益相连的发展形态，重点区域现代农业发展定位目标日渐清晰。
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取得明显进展。不折不扣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把发展产业作为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农业农村部联合九部门印发《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精准脱贫指导意见》，推动832个贫困县完成了扶贫产业规划编制，累计实施扶贫产业项目超过100万个、建成扶贫产业基地超过10万个，每个贫困县都形成了2～3个特色鲜明、带贫面广的扶贫主导产业，贫困地区造血功能显著提升。一大批带贫龙头企业在贫困地区成长壮大，“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和农产品产销机制不断健全，扶贫产品流通和销售渠道进一步拓宽。产业扶贫带贫效果全面显现，90％以上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得到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支持，2/3以上的贫困户主要靠外出务工和产业脱贫，产业扶贫已成为覆盖面最广、带动人口最多、可持续性最强的扶贫举措。据专家测算，产业发展对贫困户增收贡献率达到57％。
农民收入水平快速提升。始终把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国家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推动下，不断稳定基本盘、拓宽增收面、提升增收点，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获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增值收益，激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活力，分享农村改革红利，农民收入的多元化增长态势明显。“十三五”期间，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20_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131元，年均实际增长6％，提前一年实现翻番目标。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_年的2.73稳步下降至2.56。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9223元提高到13713元，年均实际增长8.3％，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回顾“十三五”，是农业现代化理念愈加先进、路径愈加清晰、模式愈加丰富的五年，是农业转型升级快、质量效益明显提高的五年，是农民得到实惠多、公平发展机会和权利得到更好保障的五年。成就振奋人心，经验更是弥足珍贵。五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推动“三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办好农村的事，关键在党。“十三五”期间，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制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健全党管农村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制度体系，建立“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工作机制，创新性地提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思想重大任务，为农业农村发展举旗定向，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实践证明，“十三五”农业农村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在于始终坚持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实行正确的“三农”路线方针政策，为农业农村发展掌舵引航、指引方向。始终坚持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协同发展。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十三五”期间，农业现代化坚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创新”作为农业生产发展、经营方式优化和产业体系构建的第一动力，把“协调”作为优化结构、提升质量、补齐短板的内生途径，把“绿色”作为实现农业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发展的普遍形态，把“开放”作为拓展农业发展空间的必由之路，把“共享”作为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富裕的根本目的，推动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实践证明，新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战略思想，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农业农村在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变化中，始终保持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不断行稳致远。始终坚持深化改革，不断激发资源、要素、市场活力。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十三五”以来，我们始终把改革作为“三农”发展的根本动力，按照“扩面、提速、集成”的要求，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奋力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农业生产资源要素不断激活，农村发展内生动力持续激发，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化。实践证明，只有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深化改革，正确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民和集体的关系、农民和市民的关系，才能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始终坚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一并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农民物质权益和民主权利，是“三农”工作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十三五”以来，我们把发展乡村产业作为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的重大工程，把脱贫攻坚作为农民全面奔小康的关键性举措，始终坚持发展为了农民、发展依靠农民、发展成果由农民共享。实践证明，只有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才能激发亿万农民重农务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有效保证农业生产稳定、农村社会和谐有序。始终坚持汇聚合力，引导形成政府、市场、农民多元参与格局。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十三五”以来，我们积极推动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现代产业园、产业强镇等建设，广泛采取政府引导、企业带动、农民参与的方式，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制度安排中的角色地位，强化顶层设计，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提高农民生产组织化程度，构建了政府、市场、农民共同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格局。实践证明，只有引入多方资源，汇聚多方合力，让各类主体各展所长、各得其利，才能统一目标、统一方向，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
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对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农业农村发展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短板，是国家现代化最突出的短腿，农业发展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展望“十四五”，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期，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大国战略博弈成为常态，国内经济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阶段，农业农村发展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危与机同生共存，机遇寓于挑战、挑战蕴藏机遇。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瞄准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大目标，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一步夯实现代农业基础，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推动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障水平，着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谱写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新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