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汇总(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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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03-13 19:09:43 发布时间：24小时内
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汇总一
ok3w_ads("s005");一、聚焦基层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情况，开展专项巡察。始终坚持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重点关注被巡察党组织执行脱贫攻坚、防范风险、污染防治，以及惠农利民、扫黑除恶等重大政策措施情况，推动基层党组织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做到“两个维护”，保证党的一系列为民务实好政策落到位落到底。先后围绕党中央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采取“一个巡察组侧重一个扶贫项目、定点一个单位，附带所巡察县（区）或市直部门所有单位”的模式，开展了全市扶贫领域机动式专项巡察，通过直接进村入户、查看账目实物、查看现场等方式，严查执行扶贫政策走样、扶贫领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扶贫项目实施中以权谋私、推进扶贫工作履职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切实做到为扶贫领域把脉问诊，助力中央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
聚焦人防、食药、医疗、教育领域突出问题对***个市县（区）部门单位和**个乡镇街道开展专项巡察。两轮专项巡察共反馈整改突出问题**条，向纪检监察机关移交问题线索**条，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件。同时市委巡察办针对行业突出问题，先后向住建、医保、扶贫等主管部门下发了**份巡察整改建议书，有力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具体安排落到实处。
二、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创新方式方法开展巡察监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为真切。白银巡察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重点聚焦被巡察单位担当尽责、为民服务情况，依法廉洁用权、整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情况和资金管理、资产处置、资源配置、资本运作和工程项目方面的廉洁情况，创新方式方法，全面推行“市级统筹、市县联动、县区交叉”，强化市县同频共振效应，提升巡察监督质效。一是提级交叉巡察。将县区**个乡镇街道和**个县级单位的管辖权上提一级，通过县区巡察组整编交叉、市县巡察人员混编交叉的方式开展巡察。同时全面加强对县区巡察工作的指导督导，建立市委巡察办班子成员定点联系县区和巡察组制度，定期深入县（区）开展督导调研、压力传导、工作会商，推动提级交叉巡察高效开展。二是改进工作方法。鼓励引导巡察组在规范运用授权方式的基础上，结合被巡察单位实际，探索发现问题的简便有效管用的方法。要求巡察组借助网络媒体搜索有关被巡察单位党组织和班子成员的负面信息，精准突破重点人的问题线索；
要求巡察组深入群众，入户率达到30%以上，全面了解各类惠农政策落实情况，以入户倒查的方式突破重点问题；
要求巡察组通过流程看风险，紧盯被巡察单位项目资金、重大事项决策工作流程进行分析研判，从中发现风险点，以风险点为主攻方向精准发现问题，有效提升了巡察监督质量。三是创新巡察模式。按照巡察各环节的规定要求，探索建立了严把“四关”（巡察准备关、巡前培训关、巡中督导关、巡后梳理关）、严肃“三报”（报领导小组、报党委书记、报党委书记专题会）、确保“三到位”（压力传导到位、问题整改到位、责任追究到位）的“433”巡察工作模式，有效推动了巡察工作深入扎实开展。截至目前本届市委已巡察**个党组织，全覆盖完成率达到了**%，先后向被巡察党组织移交整改问题**条，向纪检监察机关移交问题线索**条，已立案审查**件，形成了强大震慑效应，切实推动解决了一批涉及群众利益和长远发展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增强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聚焦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组织力欠缺问题，以巡察整改推动集中解决共性问题。始终坚持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执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选人用人情况以及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情况开展巡察政治监督，扎实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全方位发力严肃推动巡察反馈问题集中整改落实到位。一是靠实整改责任。要求被巡察党组织严肃认真地召开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集体研究巡察反馈问题，详细制定整改方案，在巡察意见反馈结束10个工作日内报送整改进展情况；
要求党委（党组）书记必须亲自牵头制定整改方案，亲自推动问题整改，亲自报告整改结果。每轮巡察都将巡察发现的问题向市县区党委和政府分管领导通报，提醒督促对分管领域和部门加强监督指导，推动整改责任落实。二是健全整改机制。切实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的协同联动，建立健全报告移送、定期督查和协作审核机制，深化巡察整改日常监督。将巡察发现问题清单、巡察报告、反馈意见、整改报告及时移送纪委监委机关和组织部门开展日常监督。会同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加强对巡察整改情况的审核把关，切实推动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加强对重点人的处置、重点事的监督、重点问题的督办。三是坚持综合施策。着眼于“共性”和“个性”问题，坚持“就事论事”与“举一反三”相结合，分类施策，全面整改。紧盯巡察发现的具体个性问题，直接由巡察办向被巡察党组织“一把手”正式发函，或由纪检监察机关向被巡察党组织提出纪律监察建议等形式，督促认真分析研判，就事论事抓实整改。坚持标本兼治原则，推动突出问题集中整改落实到位。市委针对巡察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安排全市各级各单位集中开展了自查自纠工作，全市各级各部门共自查整改问题**条，上缴违规资金**余万元。市委先后针对巡察发现的党组织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制定了《关于严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提升的安排意见》《“三会一课”制度实施细则（试行）》等制度，为全面从严治党打下了牢固的制度基础，有效放大了巡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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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汇总二
ok3w_ads("s005");郭华 杨玉香
[摘 要]作为一个系统地解读贫困并提供多种解决方案的集成性分析框架，可持续生计的概念与方法在近年得到广泛关注，也被应用于乡村旅游地区减贫与发展研究中。文章对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中的文献样本进行归纳和评述，尝试辨明其理论逻辑并对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进行了概括。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力图对旅游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进行修正，主要将研究视角集中于乡村旅游生计框架的构成要素，包括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与制度、生计策略及生计结果，也探讨了乡村旅游生计与扶贫、生态保护、社区发展等的关系，发现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路径的采用成为一种最新趋势。目前的理论成果在乡村旅游生计的个体能力研究、社会生态可持续性评估与验证、结构与制度的本土化研究等方面略有不足，亟待补充。
[关键词]旅游;乡村;可持续生计;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_）09-0134-15
引言
近年，乡村地区的减贫与发展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各国政府努力通过调整乡村地区经济与就业结构、改善税收政策、改良政府公共开支政策与社会保障体系和加大扶贫投入等各种方式积极促进乡村发展，并在此过程中逐步衍生出许多成熟的理论工具与应用范式。其中，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l）的概念与方法“作为一种理解多原因引致的贫困并给予多种解决方案的集成性分析框架”[1]在近年得到广泛运用。与此同时，随着旅游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旅游业与各地区特别是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融合度不断加深，它在促进乡村地区发展方面的作用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旅游学界陆续有学者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与分析方法应用于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中。然而，也有学者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他们指出，旅游发展对地方社区生计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导致自然资源被限制利用[2]、收入分配差异与不公平[3]、贫困地区居民的阶层化[1]、社区居民社会资本降低[4-5]等不良影响。如何全面认识旅游发展对乡村社区生计的影响？特别在现阶段我国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如何运用可持续生计的理论与方法深化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理解并将之转化为切实的乡村发展实践？这些问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为全面梳理并理解乡村旅游生计问题，本文在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评述的基础上，尝试辨明其理论逻辑并对已有争议做出理性解释，同时探讨了该领域应重点关注的议题，期望能够为未来乡村旅游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1 可持续生计概念与方法的提出
1.1 可持续生计概念的理论逻辑
可持续生计理念的提出最初可回溯至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各国主要发展范式，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小农生产者模式的反思[6]，尽管这些模式采取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与政策路径，但存在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都否定了小农生产者在自我生计改善中的主观能动性与潜在作用，它们更多地被界定为工业化发展的附属品或后备补充力量。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学者uphoff等相继提出“受援性自立”的概念，指出小农生产者本身就具有生计策略选择的智慧和潜力，也可以成为自我生计维持和发展的积极力量，政府不能取代农民的主体地位[7]。20世纪80年代末，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不断总结各国政府反贫工作的经验教训并明确提出了可持续生计观念，其含义是“（贫困者）具备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充足的食品与现金储备量以及流动量”[6，8]，并主张把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
从科学研究的逻辑来看，可持续生计研究的起点是人们对贫困属性的理解加深。贫困最初被界定为绝对贫困，是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状况，主要表现为消费能力不足[9]。随着人们对贫困原因的深入探察，收入和消费不再是唯一度量贫困的标准，“生计”开始取而代之成为揭示贫困多维度本质的主要视角，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chambers和conway、sen的研究[8，10]。他们强调，除了解决传统意义上收入的贫困外，更应关注发展能力的贫困，由此，chambers和conway将生计定义为“建立于能力、资产和活动基础之上的谋生方式”[8]。singh等在《让生计可持续》中指出，“生计系统是由一套复杂多样的经济、社会和物质策略构建的”“人们进行选择，利用机会和资源，同时又不妨碍他人目前或将来的谋生机会，稳定的生计即由此获得”[11]。
生计概念较多关注“在提高生存所需的收入水平过程中，人们所拥有的资产与他们的选择之间的联系”[12]，反映了人们在环境脆弱性增加的情况之下关于人类，尤其是乡村地区，全面发展问题的视角与思路转向。它提醒人们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活动过程与生计结构上，而不仅是收入提高上;更多地放在影响生计的多重性资本的互动作用上，而不仅是经济资本上。
1.2 可持续生计的主要分析范式与方法（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sla）
20世纪末21世纪初，系统的可持续生计分析范式逐步形成，具代表性的研究有scoones的《可持续乡村生计：一个分析框架》[9]、farrington等的《可持续性生计实践：乡村地区的早期概念应用》[12]等，一些双边或多边的国际援助组织如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wb）、英国国际发展部（the uk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等紛纷提出多种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sla），其中尤以dfid的模型认可度最高（图1）。
dfid框架以脆弱性环境和政策制度为分析背景，将贫困家庭看作是在脆弱性环境中的谋生主体，通过链接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等诸多因素，揭示了可持续生计的作用机制。依照dfid在《可持续性生计指南》一书中的解释，框架的核心原则包括以人为中心、参与性和可持续性等。以人为中心指，实现可持续的必要条件是支持和理解不同谋生群体的不同需要。共同参与原则强调贫困人口自身是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角色，贫困人口与外部援助须实现共同参与。最终，人们利用生计资本和策略去追求可持续的生计目标，这种可持续性大体分为环境可持续性（生计对全球自然资源的外在影响）和社会可持续性（保持生计内在能力以实现承载力的持续和增强）。
2 可持续乡村旅游生计的研究进展
为促进乡村地区的发展，生计多样性、生计脆弱性、生计安全、能源消费与农户生计、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等方面的研究大量涌现。鉴于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生计机会在乡村发展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旅游”与“乡村可持续生计”两个话题被学者们有意识地连结起来。笔者于20_年12月26日以“tourism”+“rural”+“livelihood”为主题词在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进行检索，累计获得检索结果223篇;以“旅游”+“乡村”+“生计”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得到检索结果92篇。从wos系统上的文献刊载情况看，相关研究起始于1995年，之后各年度均仅有零散发文，20_年才开始出现急速增长（图2）。国内相关研究则始于20_年，较国外研究略有滞后。在研究内容上，多与生态旅游、社区发展、生态多样性保护、旅游扶贫、政府治理、脆弱性、恢复力等关键词紧密关联。在研究对象上则表现出学者们对欠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乡村地区更多的研究热情，他们大多选择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东亚等地区的自然保护区、海岛和村落等作为案例地。
3 可持续乡村旅游生计的研究内容
3.1 乡村旅游生计分析框架的提出
学者们不仅仅满足于早期的经验总结与初步理论归纳，而致力于对传统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进行修正，力图提出乡村旅游发展语境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3.1.1 可持续旅游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for tourism，slft）
shen等对dfid框架进行修正，提出了新的可持续旅游生计框架[14]（图3），致力于弥合可持续生计框架和旅游业之间的不兼容性。首先，它将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的选择嵌入旅游发展背景中。其次，将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合并为经济资本（包括基本的基础设施和财政资源），并新增了制度资本（为人们进入旅游市场提供便利，使人们能够参与旅游利益分享和政策制定过程）。此外，shen等强调，需要特别考虑制度安排层面上，旅游业是如何改变地方政治结构与政策体系的。
3.1.2 旅游语境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livelihood framework in a tourism context，lftc）
su等以scoones提出的可持续乡村生计框架为基础，对中国境内多个旅游地居民生计问题开展了系列研究，并提出了“旅游语境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15]（图4）。其调整的内容包括：（1）在框架中增加了对多种宏观环境与趋势的具体描述。（2）在生计资源中特别强调了社会与文化资源的作用，“文化元素在生计资源转化为生计策略，特别是与旅游相关的生计策略过程中至关重要”[15]。乡村地区居民的价值观、民间习俗和传统知识等文化资源要素在转化为重要旅游吸引物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自身的生计选择。（3）指出整个过程体现出充分的弹性与互动性。
以上可见，学者们在提出旅游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进行了尝试与努力。然而，遗憾的是，后续研究仍多采用dfid框架，经过修正的slft、lftc框架的应用研究则较为缺乏，修正框架在旅游业中的适用性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3.2 乡村旅游生计框架的构成要素研究
无论是经典的dfid、ids框架，抑或经过旅游学界修正的slft、lftc框架，均一致地将可持续生计的核心构成要素归结为5个方面，即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政策与制度、生计策略、生计结果。学者们着眼于乡村居民个人或农户层面，围绕“乡村旅游发展如何有益于当地农户生计实现可持续目标？”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相继选取某一要素进行了大量具体而深入的实证研究，其中尤以对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其结果的考察为盛。
3.2.1 脆弱性背景
脆弱性通常被定义为“在受打击情况下对环境变化和所受损失的敏感性程度”[16]，脆弱性的缓解和适应是社会-生态系统得以恢复的关键。在乡村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方式往往以种植、放牧等为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普遍很强，且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冲击，进而影响其生计的可持续性。
旅游发展对生计环境脆弱性的影响引起了学界的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旅游业是扶贫和可持续生计的有效策略，并证实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增加农户生计资本并促使农户生计趋于多样化，进而增强家庭应对自然风险和冲击的能力，例如，李飞等对北京市大兴区梨花村农户的调查表明，随着旅游-务工型生计模式形成，其生计资本储量得以提高，生计脆弱性降低[17]。另有学者则认为，外部冲击和环境问题、旅游业自身发展所引致的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都会增加当地生计环境的脆弱性。如mbaiwa在分析奥卡万戈三角洲因发展旅游业引起的传统生计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时，发现全球动荡造成的国际旅游的脆弱性使得该洲面临生计风险[18]。蔡晶晶等对福建省5個案例地的乡村旅游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发现乡村旅游会对当地社会-生态系统形成全面扰动和冲击，农户生计脆弱度整体处于中高水平，社会子系统的不利扰动是农户实现“降低脆弱性”这一生计目标的最大障碍[19]。
3.2.2 生计资本
在这一议题上，学者们主要分析了某一案例地在旅游开发后当地居民生计资本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例如，李飞等、孔祥智等分别分析了北京市大兴区梨花村、山西省3个景区的农户生计资本的状况，发现乡村旅游正在改变着农户生计资本的储量和组合形式，促进了农户生计的发展[17，20]。席建超和张楠以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为案例，对旅游村落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生计状况进行了分析，发现旅游村落农户生计资本出现分层化，进而导致生计结果加速分层——资本禀赋最优的为纯旅游户，其余依次为旅游兼业户、非旅游兼业户和纯打工户[21]。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在乡村旅游影响下，农户的各类生计资本均得到提升，尤其是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提升幅度最大，生计资本结构得以优化[22-25]。这些研究均证实了旅游发展对当地农户生计资本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具有正面影响。
亦有学者指出，旅游发展条件、社区参与旅游程度、从事的旅游业类型等会对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能力产生正向显著的影响[23]。何昭丽和孙慧以吐鲁番葡萄沟景区为例，发现当地居民参与旅游生计的程度及其从事旅游业类型的差异会导致生计资本积累能力的差异，农户家庭从事旅游业人数增加时边际生计资本会随之增加，但增加能力有限[26]。崔晓明等、史玉丁和李建军均指出，不同空间区域的农户生计资本存在着较大差异，大中城市边缘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的金融、社会与物质资本能够与乡村旅游形成良好互动[22，27]。anup和parajuli、ma等、盖梦迪等分别对中国四川省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内外的16个社区、西安市23个村庄进行案例研究后发现，生计资产的类型、数量及其利用的有效性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和收入水平产生重大影响[28-30]，且各类生计资本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相互转化[31]。
3.2.3 结构与制度
可持续生计概念主张，社区居民是生计目标实现的内源性主体，在外部力量和居民自身共同参与的过程中提升居民的生计资本与社会影响力，其中政府是提供资源与保障的最重要外源性动力，其在乡村居民生计方面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政策引导、制度干预、公共服务提供、财政金融工具调节等。许多国家与地区政府往往会通过产业政策倾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开发、居民技能培训、提供贴息贷款等多种形式鼓励民营企业和当地社区参与旅游业，形成符合当地发展条件的治理模式，进而促进居民生计向多元化模式转变[32]。
然而，由于各地区实际条件的不同，并非所有的治理模式都能在居民满意度和旅游参与程度方面切实发挥作用[33]。qian等通过评估黄山世界遗产地两个山谷的生计模式，分别采用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the community-based tourism，cbt）和租赁经营旅游治理模式（the lease-operation tourism，lot），发现cbt的制度安排更高效、公平、更负有责任和适应性更强，对乡村地区的生计改善贡献更大[34]。mbaiwa等分析了主要的制度干预措施（包括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推行农业保护与旅游开发政策等）对案例地居民的生计影响，证实政策与制度在乡村居民获取生计资本尤其是自然资本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不合理的政策与制度将会破坏居民长期以来对土地和环境生计资源的習惯与依赖，导致资源共享不平等、影响居民的生计安全，进而引发当地社区的不满、对抗及对变革的抵制[35]。除政府作用外，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s）的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如kabir等研究证实，非政府组织微观信贷和培训计划对孟加拉国农村贫困妇女的生计模式和生活水平提高有很大影响[36]。
3.2.4 生计策略的多样性
生计策略多样性指家庭增加不同部门的经济活动，以改善他们的福祉和生存机会[37]。参与旅游业作为一种生计活动，人们对其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乡村旅游的发展能促使农户生计趋于多样化，使农户生计方式发生重组和优化，进而提高农户生计的整体可持续性。贺爱玲等指出，乡村旅游引起农户生计方式的变迁和重构，大量传统生计农户向新型生计农户转化，形成6种不同的生计模式（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纯农业型、旅游专营型、均衡兼营型和旅游主导型）[25]。然而，也有学者指出，旅游业往往会取代传统的经济活动，减少乡村地区的生计多样性，甚至引发传统生计结构不可逆转的改变。lasso和dahles对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岛的研究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实证证据[38]，相似的观点还见于su等、kaján及su等的论述中[39-41]。他们认为，如果将旅游作为唯一的生计选择则会增加生计安全方面的风险，在把与旅游相关的生计活动嵌入现有经济模式时，旅游应该支持或补充而不是完全替代现有的生计来源[42-43]。
3.2.5 可持续的生计结果
与旅游相关生计策略的实施被认为应致力于达到缓解农户贫困、增加生计机会、改善福利与能力、保障食物供给、提升生计多样性、赋权等多重生计目标[15，41]。崔晓明等实地调查了秦巴山区农户生计状况指出，旅游生计的有利影响主要通过收入水平提高、教育医疗等福利状况提升、脱贫人口增加、非农人口比例提高、食物安全性提升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等呈现出来[22]。su等则发现旅游生计活动的参与还有利于实现生计自由，即农户拥有选择生计策略组合并从一项生计活动向另外一项生计活动转移的资源与能力[15]，许多年轻人返乡创业或就业，既有利于保留农村劳动力，又增强了乡村社区内各家庭成员的情感交流与社会联系。可见，与旅游相关的生计策略在帮助人们实现多重目标的生计结果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只是在农户参与程度不同、管理水平不同的地区，这种影响存在不确定性[44]。
3.3 乡村旅游生计的社会生态影响研究
就宏观社会生态系统而言，旅游生计应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的环境、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21]。这部分的研究着重考察了乡村旅游生计的外部效应，其文献数量较大，成为乡村旅游生计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3.1 旅游生计与乡村生态保护
农户作为乡村地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元和行为决策主体，其生计行为决定着资源的利用方式、利用效率以及碳排放情况，对生态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44]。如何既实现乡村社区有效的环境保护，又达到改善人类福祉的双赢局面，这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思考并陷入了激烈的争论。
一方面，许多支持者认为，旅游业能够为乡村社区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旅游收入，进而改善居民生计并减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也可以改变居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态度，促进居民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参与，并将生态旅游看作是自然资源保护和地方社区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并提倡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大力推广[45-48]。另一方面，反对者则认为，生态旅游将形成环境恶化、野生生物栖息地破坏、经济损失、收益漏损及不公平分配而导致的居民保护意愿下降等不利影响。bookbinder等指出，生态旅游给当地居民带来的经济收益与就业机会其实微乎其微，“生态旅游并不能成为长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灵丹妙药”[49]。honey等在其影响力甚强的专著《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谁拥有天堂》中也提出“生态旅游真的有利于乡村社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吗”的质疑[50]。maikhuri等、ma等相继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生态旅游的开发可能会导致野生动物对庄稼、蔬菜和蜂箱的破坏，而农民耕地面积减少、禁止采集草药等给居民带来的经济损失远远大于相应的补偿和就业收入，导致农民参与环境保护的意愿度大大降低[51-52]。
3.3.2 旅游生计与乡村扶贫
如前所述，可持续生计框架与旅游的联结主要源于人们对旅游业扶贫功能的认同，因此这部分的研究成为主流。ashley是较早将可持续生计分析与旅游扶贫结合起来进行讨论的学者，她通过对纳米比亚的研究指出，不能简单地将旅游对乡村居民的生计影响仅归结为就业与收入，这种影响表现于多个方面，或正面或负面，或直接或间接[53]，必须综合评估[54]。
乡村旅游通常被认为是实现乡村地区发展和减贫的重要路径[55-58]。peters、kadt和jehuda、harrison等围绕有利于穷人的旅游（pro-poor tourism，ppt）概念開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倡利用旅游业为乡村贫困地区创造福祉[59-61]。旅游生计的减贫效应包括：旅游业为游客提供了销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市场[62]，贫困者可以在本地市场上经营旅游业务，建立旅游企业，甚至接受游客的捐赠与资助，从而增加收入或就业机会;促进贫困居民商业意识、从业技能和服务意识的提升等[63-64];基于旅游业发展需要对乡村地区公共交通、供水供电、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改善贫困者的生计环境[65-66]。
然而旅游业真的可以帮助穷人吗？部分学者对旅游业的扶贫效力提出了质疑并试图对其进行重新评估，质疑的焦点包括：（1）贫困者受益有限。贫困者只可能从旅游业中获得很少的直接利益，却反而承担了大量费用，旅游收益常常不能抵消其在旅游开发中承担的成本（如生存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损耗、农产品减收、搬迁费用增加等）[2，67-68]。（2）引发相对贫困的扩大。旅游业发展的外部力量往往拥有对当地资源的绝对控制权，旅游业必然加剧贫困地区居民的阶层化，拉大贫富差距[69-70]。（3）单一旅游生计模式的形成将埋下返贫和冲突的隐患。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短期可观收益使贫困者往往倾向于放弃传统产业，而投向看似更易脱贫致富的旅游业[71]，以单一旅游生计取代传统多元生计。
针对旅游生计在不同地区所呈现出的减贫效应差异，学者们也开展了相应的探究，他们指出，“旅游减贫效应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无法保证在不同地区呈现一致的积极结果”[72]，这些因素主要包括：（1）旅游生计活动的开展条件与环境。不同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往往决定了乡村居民的生计方式和生产效率，进而影响当地居民的收益水平。（2）政府政策与管理水平。政府部门的作用未能体现，劳动力市场的缺陷造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公平性缺失是许多旅游减贫项目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之一[72]。（3）旅游开发模式。贫困居民能否从旅游业中获益及其获益程度有赖于选择何种旅游开发模式[73-74]。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的生计策略，在实施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调适、优化[56]，与可持续生计的其他要素相互协调，相互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帮助乡村居民减贫的目标。
3.3.3 旅游生计与乡村社区发展
乡村旅游的发展正在塑造全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区的关系，它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更新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制度安排，乡村社区正因此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17]。乡村文化和地方性知识能否在旅游生计变迁过程中得以保存和传承是被关注的焦点之一，旅游业的发展被证实可以起到保护传统农业景观[75]与地方性知识，为偏远的村庄带来活力[76]等作用。就社区与个人能力建设层面而言，居民参与旅游则不仅能够通过技能培训、“做中学”、自主学习等形式进行能力建设与提升，也为未来增加了就业与创业机会[77]。收入的增加还能促进农户成员的教育投入，进而提升社区的人力资本水平[43，78]。
然而，部分学者发现旅游生计对社区发展也存在消极影响。尽管生计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可能是乡村文化活力的表征，但突如其来的变化和现代化可能增加居民的生计不安全感[47]。li等通过探索民族旅游社区的演变，发现旅游发展导致了建设用地增加，土地功能从满足当地村民的生活需求向满足游客转变，同时也带来传统社会管理结构恶化、邻近关系的崩溃、民族文化过度商业化、农业知识的逐渐消失等一系列新的乡村脆弱性问题[79]。gurung和seeland通过研究发现，生态旅游会增加社区内的环境压力、社会不平等和潜在的土地退化等问题[80]，给传统村落的生态、生活、生产造成强烈的冲击和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重视与警醒的。
以上可见，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已成为研究乡村旅游业经济与社会影响的一个通用而有效的工具。人们系统讨论了乡村旅游生计对当地扶贫、生态保护、社区发展乃至对居民个体或家庭生计资本、策略、结果等多方面的影响问题，但对于“乡村旅游发展真正有益于当地居民生计实现可持续目标吗？”这一问题的回答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质疑与争论交织（主要争议点归纳如表1）。诚然，由于旅游业本身具有脆弱性，如果将旅游业作为唯一生计策略而完全取代传统的经济活动，可能会引致新的脆弱性。作为一种外力嵌入乡村社区，旅游业也不可避免地对乡村传统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资源配置、生态环境等产生强烈扰动，传统与现代、农业与非农业的碰撞将加剧人们对乡村旅游生计的质疑与诟病。然而，基于大量的文献与案例研读，笔者更倾向于正面看待乡村旅游生计的影响。旅游作为一种新的生计策略进入乡村社区，在促进社区居民生计资本的水平增加和结构优化、促进居民生计策略的多元化、与传统生计方式的融合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而有效遏制其负面影响的关键不在于旅游生计本身，而在于合理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正如众多文献指出的，旅游业在乡村地区的作用发挥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旅游活动类型、发展环境与模式选择等都会造成其效应差异[72]。政府治理视角下合理的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无疑是解决乡村旅游生计“双面效应”的关键点所在，也应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4 乡村旅游生计的主要研究方法
学者们在该领域研究方法的尝试上较为活跃，综合采用了来自多个不同学科如社会学、管理学、地理学等的研究方法。数据收集技术包括田野调查法、抽样调查法、参与性农村评估法、gis空间分析、社区资产绘制、德尔菲法、欣赏式探询方法等;数据分析与处理技术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法、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ahp权重分析、熵值法、叙述性总结、主题分析等（表2）。
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路径的采用成为一种最新趋势，这是因为定性分析可以帮助学者们获得隐藏在生计变迁过程与机制内的深入信息，更好地理解生计资本、策略及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分析技术则便于对各生计指标、生计影响进行科学精确的测定与描述。可以预见，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或是多种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方法交叉使用必然成为主流。甚至学者们可以大胆尝试将一些新技术方法引入旅游生计研究中，例如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遥感技术（remote sensing，rs）、地理空间可视化技术、系统模拟等新技术方法，以实现传统方法与新技术手段的综合集成[84]。
值得注意的是，从研究的时间跨度上讲，当前研究主要是通过一次性的短期调查，反映某一时间点或某一时段的生计情况，而缺乏较长跨度的历时态研究（表2）。由此，现有研究成果中对乡村社区居民生计的动态性关注较少，对生计的变迁过程与机制的解释因此显得十分有限。
5 研究结论、不足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1）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已成为研究乡村旅游业经济与社会影响的一个通用而有效的工具。它系统地揭示了乡村地区的农户在环境脆弱性增加的情况之下，如何通过提升生计资本实现由传统生计方式向以旅游业为主导的多元化生计模式变迁的全过程，强调影响农户旅游化生计模式变迁的不同因素之间存在多重性的互动作用。
（2）微观层面居民个体旅游生计的可持续性与宏观层面乡村旅游生计的社会生态影响成为该领域并行的两个研究主题。在微观层面上，学者们主要面向乡村旅游社区中的农户或居民个体，探究了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与制度、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等要素的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在宏观层面上，学者们则重点考察了乡村旅游生计在生态保护、乡村扶贫、社区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影响。这种双尺度的研究格局基本勾勒出了乡村旅游生计的全貌。
（3）从研究方法上看，该议题的相关研究综合采用了来自多个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技术手段多样。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使用，或是多种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方法交叉使用、综合集成是最新趋势。
5.2 不足与展望
基于以上对乡村旅游生计文献的分析与梳理，笔者认为尚有如下议题存在不足，亟待后续完善：
（1）乡村旅游生计构成要素中的居民个体能力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试图通过探讨贫困者所拥有的资本来对发展进行重新定义，发展的目标就是要了解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并创造可能的条件促使他们运用自身能力、实现潜能并最终得到发展，这种定义突破了对乡村旅游地整体发展的抽象设计，而是把对发展的思考引向对个体能力、知识和技术的支持，而现有乡村旅游生计的框架仍沿用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与制度、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等几个要素，只是单纯地关注到乡村居民所拥有的生计资本状况。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对乡村居民获取这些资本的能力层次与结构进行分解，即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哪些能力对于居民获取生计资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何通过活动的设计与参与帮助居民增强这些能力，如何通过能力的增强提升乡村旅游发展进程中社区居民的受益程度等。這也有利于我们从动态性的角度去描述与理解生计变迁的过程与机制。
（2）乡村旅游生计的社会-生态可持续性评估与验证问题。按定义可知，生计的可持续性既强调社会可持续性，也强调生态可持续性，而与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概念相对应，乡村旅游生计更应同时关注旅游发展所引致的社会变化与自然生态中的可持续性。目前研究大多单纯地考察了旅游生计对乡村的生态影响或社会影响，而将生态与社会维度相关联的可持续性研究不足。乡村旅游生计的社会-生态可持续性评估与验证有待进一步补充。
（3）结构与制度设计的本土化问题。有学者批判性地指出，传统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太过于关注微观事务，忽视了那些需要加以变革的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障碍[90]。也正如前所述，政府治理视角下合理的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是解决乡村旅游生计双面效应的关键点所在，也应是未来研究重点关注的方向，这种合理的政策与制度必然要求在本土化的情境下解决本土化的问题。虽然乡村旅游生计问题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欠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但不能否认，目前较为通用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都是由西方学者所提出，其在我国制度框架下的解释力和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验证，尤其是对于我国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而言，能够紧密结合我国乡村发展进程、乡村政治经济体制背景和乡村旅游社区发展需要进行的本土化研究显然更受欢迎。乡村旅游生计的相关研究也提醒我们在乡村振兴的结构与制度设计过程中不应只是单一地致力于增加乡村居民收入，而是全面提升其生计资本，进行能力建设;不是短期地获取项目开发收益，而是探索政府、市场、社会等外源性主体与乡村居民自身内源性动力融合的长效机制。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乡村贫困问题比较突出，而旅游业被认为是加快推进乡村现代化发展、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产业路径。面向可持续目标的乡村旅游生计理念与方法对深入理解乡村居民就业和发展策略选择、乡村社会生态保护乃至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有理论体系中提出的“双面效应”更提醒我们必须有更冷静的思维，在不断质疑与求实中加强本土化设计与具体情境下的生计制度安排，以切实有效推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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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cience and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_：
143.]
research review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rural tourism
guo hua， yang yuxiang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as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 which interprets poverty systematically and offers multiple solutions， the concept and method of sustainab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