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因素对中国经济转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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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3-12 11:42:38 发布时间：24小时内
[关键词]经济转轨;美国因素;外部因素;全球化
[作者简介]王前强,广西医科大学人文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21
以往关于中国经济转轨的研究更多地是着眼于国内因素,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因素重视不够。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域也更多地集中于特定的内部因素,对国家转轨的外部因素有所忽视。当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这种忽视可能会对我们的理性产生严重遮蔽。实际上,国际因素对经济转轨的重要性在日本和韩国的经济转轨过程中就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太大而且总是强调自己的特色,所以容易让人产生较多的困惑。没有适宜的国际环境,转轨的成功可能是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研究中国如何积极利用美国因素而又巧妙地坚持自己的特色的转轨过程,对于成功的经济转轨意义重大。
一、中国经济转轨的环境: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首先在世界上推行的是废除殖民地政策,同时致力于建立以法律规范的国际秩序。例如,在国际贸易上不再允许以武力解决利益冲突,而是由律师协商解决纠纷。比如说,当年的英国跨国公司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军队,而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则以律师当道。虽然伊拉克战争使人感觉当年大英帝国的武力行为似乎大有再现的势头,但至少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势力与其说是来自其武器的“硬实力”,倒不如说是来自其以“民主与自由”为核心价值观所带来的“软实力”。如果说美国帝国今天已经存在的话,那么以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主要是建立在那些无形的制度与社会价值观上。因此,美国主导的秩序至少比当年英国、西班牙主导的单极秩序更“讲理”。在诺斯的制度变迁模型中,制度变迁是一个系统的转变过程,不管是渐进式变迁还是激进式变迁,结果都是由国家的内在制度决定的。中国的渐进式转型既不是完全通过国内制度调整来适应国际力量,也不是事先有着非常缜密的制度设计,完全是国内制度设计的结果,而是更贴近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但中国的经济转轨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的重大事件,美国是全球秩序的主导性国家,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几乎同时进行转轨改革的俄罗斯也不例外,张丽认为:“在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启动与演进过程中,政治因素及国际因素如影相随,影响着转轨方式的选择,其中,美国因素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参照物。”
中国在20世纪60-70年代长期处于经济停滞之中,原因有两个:一是体制缺乏激励机制,二是与世界市场相隔绝。要改变这种状况是困难的,原因在于:一是制度的变化受到国内政治约束,二是利用世界市场必然要突破美国防线。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邓小平进行了尝试,从政治体制开始进行改革,改变对美国的对外政策,逐步使经济改革走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轨道。
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献中被使用的频率愈来愈高,而且受到各国政界的高度重视。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通常仅从技术层面理解经济全球化,而忽视它事实上还包含另外一个重要层面——制度的融合。对后一层面的理解,离不开计划经济国家市场化取向的制度转型。这种转型是经济全球化真正得以实现的基础性因素。沿着这一逻辑思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也只能从制度的层面给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正被愈来愈多的民族国家采纳和应用,在这种情形之下,正在出现世界范围内经济运行“游戏规则”的同质化进程。这两者互为依托,相互促进。中国经济转轨尽管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仍然是这种同质化进程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陆续启动市场化的经济转轨进程,人类社会进入到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日益成为普适制度。面对新的外部经济环境,面对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旨在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最终也别无选择地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自己的转轨目标。如此一来,中国以及在此时代进行经济转轨的国家就不可能是一种完全自主的行为,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建设和策略设计就不能完全以我为主。因为,要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国就必须接受以美国为首制定的全球经济规则,国内的经济制度必须与全球普适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接轨。因此,与俄罗斯一样,美国因素对中国经济转轨的重要性益发显要。
二、美国因素对中国经济转轨的促进
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客观地看待中国经济转轨,我们会发现从改革的初始条件到转轨目标的选择以及改革的全过程都有美国因素的深层影响。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企图通过经济转轨而把中国塑造成一个美国式的国家(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几个重要阶段可以说都隐含着对美国模式的学习与借鉴。这样一种美国模式与中国道路内在勾连的经济改革之路,在30年的时间里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那些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及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痛加挞伐的态度是相当片面的。
1、美国因素影响中国经济转轨目标选择
诺斯认为:“转轨的动机来源于体制外存在一个绩效更好的样板。”1979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美国,陪同他出访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他,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在1978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曾在小范围谈及中美建交问题,称“这确实是个大局”。这里所说的“大局”是邓小平和中央决策层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国内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两个问题的战略考虑。在那篇文章中,袁明用一句话精辟地概括说:“美国因素的影响,说到底,就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外力’。”她信手举出了一些“最通俗和形象”的例子:美元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天天在五洲四海飞行的中国民航的波音飞机,如每年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进修生赴美学习深造,吸引着大批中国观众的好莱坞大片,“细细数来,真是不胜枚举。”
2、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中国经济转轨创造了初始条件
毛泽东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这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如果不是毛泽东当年作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性的决策,1979年搞改革开放就要困难的多,因为没有“开
放”,就无所谓“改革”,而开放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开放,也谈不上“开放”。尽管毛泽东对美改善关系的初衷并不在此。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得以启动,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不无关联:“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更确切地说,开放是改革的必要条件。”资中筠认为:“如果没有开放,我们关起门来是无法实行改革的。人们总是说‘改革开放’,但不如说‘开放改革’”。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国的开放。在中国开放改革的进程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关键作用。陶文钊认为,“美国是西方国家的头,在当今国际政治体系、安全体系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美关系正常化保证了中国现代化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
3、美国是“开放倒逼改革”式中国转轨的主要外部力量
加入WTO是中国经济转轨的关键举措,而中国加入WTO的关键是美国。虽然历经艰难,美国时而促进,时而阻滞,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转机。如果我们再想一想至今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俄罗斯和印度,美国对中国的市场化的进程显然要多重视一些。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的经济转轨进入新阶段。开放倒逼改革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中国经济转轨既要面临国内压力,又要面对国际压力。人世前,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人世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世界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30年来,“美国因素”与所有外部因素一起,在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且,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越来越紧密的接触和互动中,我们每个人都深受影响,我们的许多观念意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政治理念都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正是在了解美国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世界是多元的,这使我们的心态变得平和、宽容。这对一个民族来说,观念的进步难能可贵。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经济转轨的阻滞
美国对中国的心态是矛盾的,因此其对中国的政策也充满矛盾。在支持中国市场化变革的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也是多管齐下,多手并用的。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打压,运用的手段包括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进行政治干涉,扶持中国的反对派,最近值得警惕的一个动向是制造中国傲慢论。文化上,进行多种形式的文化渗透和侵略,比如好莱坞大片,在谷歌问题上发难等,试图为和平演变及颜色革命打基础、作铺垫。在国家统一和民族问题上,制造障碍,支持和鼓励分离主义势力,坚持对台军售,支持达赖喇嘛的活动等。其中,经济方面的问题尤其重要。经济安全是国家战略安全的基础,也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重要方面。美国的行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轨深化的重要因素。
1、美国意识形态对中国发展的长期干扰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中,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民主问题不断进行敲打,拿中国人权、民主问题说事,在这一点上,美国是不会改变的。从美国来讲,其长期的对外政策就是要在全球推行民主价值,这一点从未动摇过,并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美国人信奉的真理。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双方意识形态的成分仍将存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一定的国际压力并不全是坏事。现在,在我们的官方宣传里,没有再把人权、民主、自由等说成全是资产阶级的;另外,对联合国的《人权宣言》我们也表示赞同,而且在最近的领导人讲话中,对普世价值都予以了承认,尽管在行动或解释上有所不同,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当然,中国的左翼政治家对美国的这种行为是很反感的,因而经常以此为借口攻击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2、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动荡有美国因素的参与
美国为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不遗余力的。在中美关系的第二阶段,双方关系一再动荡,大的起落就有三次: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和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施压,中美关系经受严峻考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差点全面转向,惨遭挫折。1995年克林顿政府为李登辉访美发放签证,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导弹击中,两国关系跌入低谷。其实这个过程中还有其他波折。种种事件,过来人记忆犹新。从1990年开始,对华最惠国待遇成了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常备而不用的一种武器。1994年5月,在内外压力下,克林顿才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以后的年度审议时将人权问题与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并再度两次延长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1996年秋季开始,美朝野争论的焦点发生了变化,即从有无条件的争论转移到年度审议还是永久性解决对华最惠国待遇。直到现在,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还是有增无减的。这种干预使中国政府始终对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心存疑虑,阻碍中国经济转轨的完成。
3、美国经常使用经济手段遏制中国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严重依赖世界市场能源及原材料供应,其中特别以石油、铁矿石两大宗商品最为严重,可以说,如果不能保障这方面的供应,中国经济立刻就要受到重创。而要保证供应,一要有产地源头的保障,二要运输线路的保障。但恰恰这两个方面都有美国制造的巨大隐患。产地上,世界几大石油产地中除了俄罗斯和美国不能控制外,其他所有的地方或者在美国的直接间接控制下,或者在美国的战略监视之下。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安全经常处于美国的威胁之中。标榜自由贸易的美国经常发动贸易战,只要它需要,就可以毫无顾忌的搞贸易保护主义,这已经屡见不鲜。在美国的带动下,已有越来越多国家对中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打击。这对中国的市场化转轨实际上是很不利的。对于中美之间出现的贸易摩擦,我们应该理性对待。紧密合作必然蕴育冲突,更不用说意识形态与我们有巨大分歧的美国。但是好在双方都懂得中美之间已经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谁也不能轻易破坏这种关系。
四、结语
经济转轨的中国特色是在抵制美国压力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与国际力量的博弈和互动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日本模式”和“东亚模式”都是在冷战时代追赶欧美的,在美苏对峙环境下,都获得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的扶植和宽容。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追赶型现代化”,虽然国际环境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但可能会遭到远比日本和东亚诸国经受过的更多制约和阻碍。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30年来,中美两国在战略和经济方面的相互
依赖越来越深,但两国间仍然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大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要有一个现实的期望值。中美两国是两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在一些涉及人权和价值观念的问题上分歧还将长期存在。美国是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目标是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挑战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总是疑虑重重。美国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转轨将发生意义深远的影响。单纯就经济本身来说,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也从一个侧面对于这种美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理想性勾连产生了重大的质疑:即便像美国这样一种看似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都会产生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中国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经济危机呢?对于其他那些社会问题,我们可以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真正展开来加以解释,但对这种经济模式本身固有的缺陷所导致的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仍然没有充足的理由来加以回应。也就是说,中国是否能够模仿美国建立一个完全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秩序呢?或者更进一步说,中国就算顺利实施了政治经济改革,我们就能走通一条美国式的政治经济道路吗?卢现祥认为:“一种非正式规则尤其是意识形态能否被移植,其本身的性质规定了它不仅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技术变迁情况,而且更重要的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再进一步说,我们即使走通了这样一条道路,我们是否能避免美国式的经济危机呢?这些确实是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重要问题。或者我们换一个方向提问,这是否就意味着美国模式与中国道路必然缺乏内在的联系,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及其背后的中国通往市场经济之路就走不通呢?这是目前国际国内理论家讨论的核心问题。对此,我们有必要结合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另文加以讨论。
中国编辑整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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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小磊,学者李慎之[N],南方周末,2003-05-15。
[5]童桐,资中筠,陶文钊,等,改革开放中的美国因素——写在中美建交及邓小平访美30周年之际[J],世界知识,2009,(2)。
[6]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