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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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2-11 20:40:15 发布时间：24小时内

提要本文从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十二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明初兀良哈三卫南迁等四个历史实例出发，讨论了气候变冷变干时，农牧过渡带变化以及相应的社会变化现象。可以肯定，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变迁的影响是存在的。同时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是通过人类社会系统起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状态和组合会产生不同的农牧过渡带实况和相应的社会问题。当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农牧过渡带附近对峙时，气候向寒冷方向的变化常常成为社会动荡的触发因素，极端情况下可以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关键字：气候变化农牧过渡带历史时期

一，序言

我国北方农牧过渡带是历史时期比较活跃的一个地理现象，它不光反映了中原汉族农民与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民活动地域的交互变化，也反映经济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形态在地域组合上的迁移。如果从其形成的自然条件而言，牧业和农业本身是依据气候条件差异而形成的，是半湿润地区向干旱过渡地带所背靠的自然条件在社会经济生活上的反映。因此气候变化自然会在农牧过渡带迁移上有所表现。从土地利用和覆盖的角度来看，农牧过渡带的变迁实际上也就是气候过渡地带的土地利用变化，最能反应气候变化驱动下的土地利用变化。

关于中国历史时期农牧过渡带具体位置的变化，已经有过一些研究，文献 [3]中也试图从农牧过渡带变化与气候变化的比较，探讨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但目前的研究仅限于现象之间的比较，还缺少从农牧过渡带变迁和气候变化影响的细节来说明其间的相互关系。农牧过渡带毕竟是自然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后果，多种因素变化均可导致不同特征的迁移。本文试图从四个历史实例着手，分析气候变化对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农牧过渡带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二，个例一：平城迁都与气候变化背景

北魏拓跋氏于天兴元年（398年）正式定都平城（治今山西大同市），并把大同盆地及临近地区划为京邑地区。从天兴元年至皇兴三年（公元398－469年），多次组织成一定规模的移民迁入京邑地区。据近年各种研究的估计迁入人数在100万以上，其中相当部分的人口是原来农业地区的居民，迁入平城地区后仍从事农耕生产 [，]。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年（493年）把首都迁到洛阳，农业繁荣一时的平城地区就此消寂，直接影响该地区的土地利用和农牧过渡带的位置。在历史学研究的角度下，通常把太和十一年（487年）的平城地区的严重干旱看作是影响迁都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6、]。但该年的干旱实际上是一系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一年，造成平城地区一半以上的人口外出就丰。表1是该年前后有关干旱情况的主要记载。从表中可见在486-493年间该地区一直处在严重干旱的困扰下，因此，在平城迁都的前期，气候上连续干旱是促使迁都行动的重要条件。

除了干旱问题外，还有气候寒冷问题。图1统计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每十年记载的寒冷事件，从多项拟合曲线可以知道该寒冷时期由两个冷谷构成（关于该寒冷时期的详细情况将另文专述），而迁都前期正好处在第二冷谷的前沿。此后十年的寒冷事件频率达到高峰，有关严寒霜雪的记载达14次，其中不乏罕见的陨霜事件。如景明元年（500年）六月丁亥（阳历8月1日），和八月乙亥（阳历9月18日）雍、并、朔、夏、汾、司等州大范围异常的暴风陨霜。就在这最冷的十年前，北魏迁都迁都洛阳。这倒不是孝文帝有先见之明，实际上大同一带已经感受到了气候变寒的影响。关于北魏迁都的原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得直接了当：“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高度概括了影响迁都的气候原因。当然气候转向干旱与寒冷不一定是迁都的全部理由，但至少应是一个重要的背景条件。

表1，486~493年北方地区的主要干旱记载

Table 1, The main droughts in the north of China during A.D.486~493

图1，魏晋南北朝时期寒冷事件的时间分布（图中虚线为多项式值）

二、个例二：十二世纪初期气候变化与科尔沁沙地

三、个例三：十四世纪初气候变寒与岭北的移民

四、个例四：十五世纪初的气候与兀良哈三卫的南迁

了解了基本史实后，余下的问题是为什么明朝要放弃这些土地，而用在长城外“烧荒” 的制度来替代洪武年间的直接驻兵戍守，显然这个问题要从支持屯兵戍守所需要的生存条件来解答。从开平卫于内迁的议论来看，在宣德元年户部主事王良言：“开平极边之地，岁运粮地，而军士戍守者皆有妻子，粮不足以瞻其家”，到宣德五年终因开平“岁运粮四万石，人力不济”而迁到独石口。可见戍守军士的粮食问题是造成卫所不得不内迁的基本原因，永乐以后长城以外地区的粮食生产已经无法向洪武年间一样维持戍守军士的基本生活保障，而从内地长途运输又代价太大，无奈之举只有把卫所统统撤到能就地供应粮食的地方。无疑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气候条件发生了变化，转向寒冷和干旱，农耕已经很难维持在一定的水平[4]。由此可见明初的第一次寒冷气候的开始已经迫使农牧过渡带的南移。

再从兀良哈根据地的迁移和其活动范围的趋向，也可以看到气候转向寒冷所带来的影响。兀良哈是元末明兴之后居住在大兴安岭以东地区的一个特殊部落，明人承认了这个部落的存在，并于洪武二十二年设置了泰宁、朵颜、福余三卫都指挥使司，即通称的兀良哈三卫。兀良哈最初的根据地是在今大兴安岭以东，嫩江以西的地区，到宣德初年，兀良哈开始到南下到滦河上游一带牧马，“边将奏：兀良哈之人往往于滦河牧马，请掩击之”，但当时并没有出兵，到同年九月兀良哈越过大宁，进入会州，明宣宗朱瞻基亲帅精兵“出喜峰口，击寇于宽河”，结果大获全胜。此后到景泰四年，又有泰宁等三卫乞居大宁城之举，这在前面已经谈到。在兀良哈南下牧马的行动受阻后，转而沿明边墙向西迁移。据《明实录》的记载，首先是正统二年（1437年）七月，独石守备将令杨洪打败经过边境的兀良哈部众，生擒首领朵栾帖木儿，同时杨洪在报告中叙述了当时经常有兀良哈来寇大同、延安等处的情况。同年十一月又有兀良哈三卫千百成群，陆续向延安、绥德边境移动和侵入辖地的报告；正统四年（1439年）在宣府、延安和绥德等地也有兀良哈寇犯的记载。由此可知从宣德初开始，兀良哈逐渐南下，在燕山一线受阻后沿边墙外向西迁移，一直到陕西的北部。

五、讨论与结论

上述四个例子都发生在气候向寒冷和干旱时北方农牧过渡带发生的变化。气候变化的性质和程度基本是有一致的特征，但相应农牧过渡带变化则呈现出多样的态势。从理论上说，气候如此变化对农耕地资源影响的地域范围是有限的，粗略地说大体在一个纬度左右。当农耕民族处在同一个政权下，总有足够的后退空间，包括长距离的迁移，如平城迁都。而相对游牧民族而言，同样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地域范围上显得更大些，农耕民族后退所空留的空间并不足以容纳南迁的游牧民族。如果当时处在同一政权下，会有社会动荡反应，还不足以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如元朝的例子。但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分属不同政权形成对峙的情况是经常的。由于气候变化造成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变化，对失去资源的民族而言，寻找新的空间成了生存的重要基础，对峙状态下的民族冲突就不可避免。如兀良哈三卫南迁就是这样的例子。尽管最后兀良哈在燕山北麓一带找到新的生存地，但这个过程的代价是战争和血。再如北魏迁都之前，北方蠕蠕的南下一直是威胁平城地区安全的一个因素，崔浩在一次讨论征伐蠕蠕的议论中谈到：“夫北土多积雪，至冬时，（蠕蠕）常避旱南徙。”可见气候原因是导致北魏与蠕蠕发生冲突的基本原因。显然在气候变化后，北方地区农牧过渡带依据的自然背景发生变化，而现实农牧过渡带的响应并不完全取决于自然条件的变化，在同样气候变化下，在不同社会现实条件中会呈现不同的反应，或者说不同条件的社会现实会有不同的社会响应。

综合上述例子和讨论，至少可以得到三个认识：第

一、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的影响是存在的，因此在研究北方历史时期农牧过渡带的变化原因时，应该考虑气候变化的可能影响；第

二、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是通过人类社会系统起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状态和组合会产生不同的农牧过渡带实况；第

三、当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农牧过渡带附近对峙时，气候向寒冷方向的变化常常成为社会动荡的触发因素，极端情况下可以产生很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