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假设：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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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2-04 15:32:55 发布时间：24小时内
人性假设：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比较
摘 要：人性问题是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在概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不同观点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与管理学在人性假设方面的区别。认为，传统经济学关于人性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是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前提，新制度经济学则重新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更接近现实的研究，而管理学则由于其核心问题——对人的管理，因此，其对人性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构成了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人性假设；“经济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一、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传统经济学一般指古典经济学和发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与之有重要渊源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内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计，“‘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2]。“经济人”假设被视为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石。关于这一假设的产生和出现，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源自并归功于亚当•斯密，认为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在与重商主义的学术争论中，为了说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提出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每一个人对其职业的选择——由此形成社会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的；“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3]。所谓“经济人”，按亚当•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个人都按其理性行动，同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只不过在《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论述中包含了“经济人”的思想，因此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被认为是潜在的，且简单、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经济人”内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过大卫•李嘉图等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经济人”的概念才最终成型。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力图克服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经济人”不是赤裸裸的极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从而使“经济人”范畴明显“呈现出了逻辑合题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经济人”假设较以往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进而使“经济人”假设最终走向了丰富和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除是“自利的”以外，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经济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所谓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尽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边界或极限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边界或极限问题，但后来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有着无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呈现了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经济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完全的，他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或完全的，可见马歇尔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否定“经济人”的理性假设。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在近些年快速兴起并备受关注，其中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围绕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主要有三方面内容：1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经济人”的特征之一，并认为“经济人”正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人们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交换，都主要地出自于每个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即双重行为动机。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的变迁与演进角度来揭示人的这种双重行为动机的，认为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行为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所称的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所谓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在D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就是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利益。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使对人的认识更全面也更复杂。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人是理性的”是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范式，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用引入这一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说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实，关于人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马歇尔在对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发展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完全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认为，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作为经济决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设严格的逻辑推导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应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为经济学家们认识和克服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局限性，寻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并明确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为了阐明制度设立与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有限理性的认识是围绕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是导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说“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问题就会产生”[4]，而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由此可见，有限理性假设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同时也是进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条件。
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管理学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管理学是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从人的实际出发，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点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对人性进行研究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主要包括“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四种。1“经济人”假设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管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泰勒从传统经济学中引入和继承而来的。泰勒在劳资双方矛盾加大、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人”为基础，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也使管理学正式诞生。泰勒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中，不仅赞同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人”假设也成为管理学的重要人性假设之一。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人是“性本恶”的，也就是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格管理。应该说，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既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对人的认识过于机械简单、忽视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的一面。2“社会人”假设“社会人”是管理学关于人性认识的第二个假设。这一假设是由人际关系学说的代表梅奥等人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的，梅奥也凭此发现成为对管理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一发现同时也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社会人”假设是在“经济人”假设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更多质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众多心理学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为“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与“经济人”假设相比，其最进步之处就是不仅看到了人具有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还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会心理需要，管理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雷恩认为,人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 “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正是正确认识人的本性、揭开人们心灵秘密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管理理论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向“以人为中心”转移。当然，就内容而言，“社会人”假设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将人性看做是消极被动的，人缺乏能动性、创造性等。3“自我实现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也称自动人假设，是管理学中的第三个人性假设。它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大体上与“自我实现人”假设相对应。“自我实现人”假设在“人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实现自治和独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能够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实现人”假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其对人的这种认识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尽管其对人的认识有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十分巨大的。4“复杂人”假设“复杂人”假设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学家爱德加•薛恩在1965年对人性假设进行归纳时提出的，他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三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假设。薛恩认为，人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动机和需求，因此应因人、环境及问题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复杂人”假设实际上是对上述三种人性假设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归纳，使对人性认识实现了多元化，是对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对于权变管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理论丛林”的“蔓延”。比如“复杂人”假设理论直接促生了莫尔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论”（又称“人性的权变理论”）。四、比较分析从以上关于人性假设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可谓各有千秋，尽管在内容上有交叉，在理论渊源上有继承、修正及发展的关系，但在与现实贴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而准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有助于对加强人性假设理论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认识和理解。1关于与现实贴近程度的比较
总体来说，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脱离现实的，或者说，现实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时也有利他性。正如马歇尔所说，“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6]；“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在内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受到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智慧及对客观环境或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算计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人是根本不可能时时、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假设脱离现实，而传统经济学还要坚持这种假设呢？这就涉及到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工具价值。马歇尔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的、最坚决的动机但惟一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动机，更明确地说是追求工资、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动机，‘经济人’的这一求利动机通过其所追求的货币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在马歇尔看来，“‘经济人’的求利及其货币化衡量，是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精确化的必经门坎”[3]。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础或前提，是为了推进经济学研究，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修正，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支撑点。正如柯武刚和史漫飞所指出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2]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脱离现实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已经意识到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认为人不仅是利己的，同时也有利他的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经济人”就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的人。显然，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剥离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极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但是，马歇尔的这些认识毕竟还只是“贴近”，也就是缩小了与现实的距离，但还没有完全回归到现实中来。相比较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则基本上回到了现实中，或者说至少比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现实，它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有限理性、双重行为目标等都是比较现实的，有时与现实中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R•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7]。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8]。再如，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斯指出，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应该说，正是这种出发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设更贴近现实。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正是其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来，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完全是从现实出发，最贴近现实，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决定的，即管理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以最终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学自然要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人，要认识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当然，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及所属流派等原因，管理学者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存在差异，有的甚至与现实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这种差异和不一致并非在本义上要脱离现实，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使然，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或局限。2关于研究范式的比较范式被美国哲学家库恩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9]。就人性假设的研究范式而言，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也有明显差别。传统经济学是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前提，为了更便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正如马歇尔所说，“我们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6]。传统经济学把人都假设为“经济人”，实际上就类似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传统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尽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如上所述的远离现实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科斯曾告诫：“过去，经济理论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常常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10] 。“经济人”假设一直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说的“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的重要体现。而新制度经济学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因此要从分析人的特性入手来分析影响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费用论得到最彻底的解释，从而使交易费用理论趋于成熟。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大小的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发生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前两个维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特点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为研究制度问题的一个视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要研究制度问题绕不开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认为传统经济学对人认识过于简单，严重脱离实际，为了纠正其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带有一些“纠偏矫正”和“扬弃”的意味。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与管理学有些类似，但实际上也有差别。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被迫”意味的话，那么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是完全出于“主动”，也就是说，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本身就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或者说管理学是把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内容来研究的。因为管理的目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终是管理学的核心。正如郭咸纲所说，“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论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5]。因此，管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别。事实上，在管理学中，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三大线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也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人性假设，而“每一个新假设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出现都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3关于内容特征的比较在内容特征方面，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说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统一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现实性，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多维性。在传统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思想以来，尽管围绕着“经济人”的内涵和理性程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无论“经济人”的内涵如何扩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经济人”假设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而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修正、完善、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人”及修正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经济人”具有追求财富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并从现实中的人这一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与演进或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说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决定了人性假设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它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并认为人作为行为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了、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变化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改变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无疑具有现实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具有现实性，那么可能会危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新制度经济学早就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做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事业的危机”[11]。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观点，一方面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同时也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学作为研究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门学科，其对人性的研究不仅更需从实际出发，而且偏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对人性的认识比较复杂多样，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总的来看，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呈现学派林立的特点，且不断发展变化。，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从X理论、Y理论到超Y理论、Z理论，再到后现代管理学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大杂烩，也呈现出了权变性、艺术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性的探索将是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科永恒的话题。近些年来，伴随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的逐渐兴起，人性假设理论已经出现了新的观点，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进行修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经过大量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到利益的驱使，同样也受到自己的“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和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行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性行为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新的人性假设观点定会不断出现。参考文献：［2］ 休谟 人性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7［9］ 聂文军 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5-216［14］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9［17］ 郭咸纲 西方管理学说史［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导言”,8［20］ 武建奇 经济理论与人性假设［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1）［2］ 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 聂文军 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8［4］ 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35［5］ 郭咸纲 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6］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43［8］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0］ 罗纳德•H•科斯 企业的性质［C］企业的经济性质［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76［11］ 思拉恩•埃格特森 经济行为与制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