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理论综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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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1-27 20:40:11 发布时间：24小时内
四、评述
新 经济 地 理学 理论 研究 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 方法 和工具。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抓住了导致产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两个地区在 自然 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 历史 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由于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作用，在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产业的集聚。克鲁格曼等人所倡导的新经济地理学丰富了国际经济学研究中有关跨国 企业 的区位选址 问题 。他们提出的规模经济、外部经济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假设条件来研究区域经济问题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接近现实。克鲁格曼的垄断竞争模型在融合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多种 影响 因素，如收益递增、组织理论、向心力和离心力等的作用，证明了低运输成本、高制造业比例和规模有利于区域集聚的形成。新经济地理的关键贡献在于建构了清晰、严谨、精致的模型，打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生产要素不能流动而商品贸易又无成本的不实际假设，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研究提供了一个主流经济学的标准 分析 框架，使经济集聚与区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主流经济学关注的中心；特别是利用理性决策和简洁的一般均衡来模型化分散和集聚、或向心力和离心之间的均衡问题。运用这些分析工具，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处理收益递增、贸易成本、迁移以及与投入产出。通过这些努力，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力图把新经济地理学带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
新经济地理学
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 年代以来的 发展 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新经济地理学站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下重新考察了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来检验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却相对比较忽视经济政策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地理学完全忽视了经济政策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确切地说，在新经济地理学中，由于非常强调如历史事件之类的偶然因素在收益递增机制的作用下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经济政策的变化对某个具体的地区而言，就可以被视为导致其 工业 集聚的偶然事件。
克鲁格曼将产业集群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未能深入到产业集群内部深入探讨影响产业集群演进机制的微观要素，也未能深入剖析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与区域创新能力及其本地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克鲁格曼比较强调大型公司的内部增长和组织间能量化的市场联系，而忽视了公司活动所产生的难以量化的非物质联系（如信息、技术联系）和非正式联系（如人际关系间基于信任的联系）。同时，克鲁格曼的新模型忽略了交易费用对产业集群的影响。如果区域内交易费用很高，即使植入新的产业或企业，也难以形成集群。他认为产业集聚空间格局的形成及锁定效应，是经济活动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相互作用的产物。另外，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市场规模经济而忽视技术外溢在区域经济聚集中的作用，因此，它不能解释技术在促进产业增长、区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
新经济地理学在把经济地理学纳入主流经济学过程中 应用 最多的无疑是数学模型，这是主流经济学家最擅长的工具。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地理学在 时代 中迷失了方向主要是缺失数学模型所致，“最终，我们会借助巧妙的模型把空间问题纳入到经济学中来”，“问题是没有什么可以取代模型，我们一直都在借助简化的模型思考问题”。他认为复兴经济地理学首要的是重建数学模型的权威。但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空间聚集模型及区域收敛模型陷入空间均衡及稳态的数学分析之中，存在空间研究的模糊性。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家知道区位、区域和场所常常代表某种经济景观中抽象的点或其他的形状，而文化、 社会 、制度、历史等重要因素却被排除在模型之外，很少或没有找出一个实际的区域规模，在这个区域规模上分析收敛问题，没有得出不同的空间规模是否具有不同的趋于收敛趋势的结论。新经济地理学家忽视区域在社会、文化机构及制度等方面的差异,甚至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异也被认为是次要的。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在各地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新经济地理学者们虽然也承认制度、文化、社会因素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因为很难将这些因素纳入数学模型，对它们进行“精确的”分析，新经济地理学家就不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既没有讨论是否存在用以分析趋同的合适区域层级，也没有分析确定区域趋同中各种不同趋势是否有可能出现于各种不同的空间层级。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在分析产业集群的社会文化根植性时，很难说能够比较精确地、客观地进行分析。正像克鲁格曼所说的，如何给社会、知识和文化分析一个坚实的微观基础是这个一般理论研究方向的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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